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同时，根据历史职务向干部授予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，三种勋章各分三个等级，分别对应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不同时期与职务级别。在那一批人员中，有三位大校的勋章格外特殊：一人身披三枚一级勋章；一人的三枚勋章等级逐步下降；另一人则未获任何勋章。这些异乎寻常的情况，都各有背后的经历。

一、三枚一级的罗厚福 要同时获得三枚一级勋章，必须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师级以上、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旅级以上、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级以上。全军中能同时满足这三项并获三枚一级的仅有144人，而未佩戴将星的更少，其中就有罗厚福。

罗厚福之所以能符合三级一等的条件，源自他长期在鄂豫皖一带坚持留下、组织抗敌的经历：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时，他带着极少数人回到黄安重建队伍，数月发展到近二百人与红25军会师；随后带着郑位三交付的核心力量，在老君山坚持抵抗数月，等待红28军的到来；抗战时期任留守处和游击部队指挥，吸收国民党溃兵与失散红军，部队一度发展到千人以上，并曾与友军合击俘获大量伪军；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次承担留守与接应任务，曾在被包围或主力撤退时坚守游击直至会合，历任旅长、军分区司令员与军区副职，实际职务级别足以满足一等勋章和将官标准。

但建国初期“三反五反”运动中，他因创办卷烟厂而被指有“走资”嫌疑，且被指包庇曾在战争年代给予帮助的地主。虽然办厂主要为部队生存和安置烈属，但这些调查影响了他在1955年的授衔结果，使其当年仅定为大校。组织并未完全否认他的贡献，1961年罗厚福获晋少将，最终佩戴了将星。

二、勋章等级递减的周时源 周时源的三枚勋章呈现出等级递减的态势：土地革命时期的一等八一勋章、抗日时期的二等独立自由勋章、解放战争时期的三等解放勋章，反映出他职业生涯由盛而衰的轨迹。

在土地革命时期，周时源掌握的实权不小，曾担任红四军第11师师长，该师为四方面军精锐，政委是日后成将的陈锡联。但他的生涯出现过几次重大波动：一是受“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”的影响，在延安学习时间较长，直到1938年才重返前线；二是在调入新四军并取得局部成绩后，逐渐表现出享乐主义和对下属粗暴打骂的倾向，多次受到上级批评并一度被撤职返延安；三是对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持抗拒态度，最终在1940年携械潜逃，被捕回后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。此后抗日阶段他主要处于学习和整顿状态，缺乏继续建功立业的机会，导致其晚期业绩和地位不及早年，勋章顺序也反映了这一路径的下滑。

三、未获勋章的另一位大校 还有一位在1955年没有被授予任何上述三种勋章的人，这在制度上意味着其在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三个阶段均未被认定为达到有功立勋的级别。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各不相同，可能与个人战时职务、参与程度或政治审查等因素有关，总之在那次授勋中被排除在外，反映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未被组织赋予相应荣誉的事实。